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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类学 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入，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陆续出版的文化人类学论著，不断出现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机构以及两次全国性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盛况即是证明。这本文集是1997年1月在昆明召开的国家教委第二期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一个成果。这次高研班经国家教委批准，由云南大学主办，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承办，于1997年1月6日至20日在云南昆明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中青年学者共74人作为正式学员以及60多位旁听学员参加了此次高研班。林耀华、田汝康、郑杭生、宋蜀华、何耀华、陈国强、黄淑娉、李亦园、乔健、庄英章、莱曼、何大伟、麦金农等国内外著名的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家以及23位中青年学者应邀在会上作了讲演。 19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既是对这之前的反文化的回应与反思，也是人类学在中国复兴的先声。文化和文化人类学于是被推到了前台，变成了时髦，即便是后来的商品和市场经济大潮也未能将其淹没。然而，一间学科如同一种思潮一样，其生命力在于理论思考的深刻和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此次高研班的主题确定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与中国西南民族”，主要议题包括：人类学理论的新趋势与人类学家的个案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变迁与民族传统文化，中国西南民族与本土东南亚民族，国外人类学界的中国研究以及中外人类学家的对话。高研班的宗旨是：开阔眼界、培训人才、扩大交流、促进对话，加强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建设和促进西南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 为体现会议的宗旨，本书取名为《人类学与西南民族——国家教委昆明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论文集》。文集所选载的36篇论文涵盖了会议的主要议题，大体可归入4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第二部分为政治制度、宗教经济和法律的人类学研究；第三部分是人类学个案研究；第四邯分是中国人类学史及其它。 第一部分包括了11篇文章，是四部分中篇数最多者。这似乎反映出理论方法从来是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关注。各篇文章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其共同点是：都着眼于当前国际国内人类学界所关注的理论问题，都力求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人类学民族志以及现实社会生活相联系，都反映出作者的理论思考和反思。其中田汝康、萨林斯、何大伟、郑杭生、宋蜀华和乔健的文章尤其具有理论思考的深刻性和启发性。 田汝康的讲演“结构主义与中国古字的人类学研究”，以人类对颜色的感知、编码和命名的实践，特别是他对中国甲骨文与金文与颜色的编码、中国最原始的颜色命名与火的关系、中国最原始颜色命名与编码的顺序及其发展过程等的精辟研究为据，对结构主义人类学关于人脑的深层结构的理论，即认知结构先于经验提出了质疑，说明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完全由感觉器官决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到人自己的文化行为经验的制约。他指出：“人类事物概念的形成并不是先验存在的，红、绿等色的编码产生于纺织品出现以后，一切与结构主义者的理论完全抵触”。 萨林斯的宏论“别了，忧郁的譬喻：现代历史申的民族志学”以其对北美和南太平洋波里尼西亚岛民与西方殖民者接触的历史民族志研究为基础，提出了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以不变应万变”，“在万变中见不变”的“结构并接”理论，指出了“社会变迁的方式自有其真实性，全球现代化通常是由各地的多样化而产生的”。行文之中，萨氏对新潮的民族志学、“反思人类学”、“世界体系”和“后现代解构他人（the Other）主义”的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抛弃人类学所积累下的知识表述了他鲜明的批判态度。他的结语意味深长，发人深省：“如今，历史将我们从教条的沉睡中唤醒，科学民族志赖以存在的陈旧对立概念业已崩溃：我们在变迁中发见连续，在现代化中发见传统，甚至在商务中发见习俗。然而，并非一切曾是实在的都已烟消云散，如某些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为时过早的预言。显明的差异，文化的差异依旧长存”。 宋蜀华的“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文化研究”可以说是萨林斯的“历史中的民族志学”的中国版本。他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丰富的历史民族志资料为基础，阐明了历史民族学的研究的意义、领域和方法，同时指出了历史人类学在研究中有时由于历史民族志资料的局限，往往须要与考古以及语言学的研究相结合，要注意到研究对象的生态环境、多民族文化和复杂的民族关系；它的研究应当是着眼于过去而又面向现在和未来。 与萨林斯的大作相呼应，何大伟的讲演“人类学是否是科学？”也谈到了人类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他介绍了美国人类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在辩论的一个问题，即“人类学是一间科学的学科呢，还是一门人文学科？”以及这一辩论与美国人类学界近年来的重大理论分野的关系。他认为，不论人类学家们对其研究冠以“科学”已否，并不影响他们的研究性质和质量，倒是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对人类学学科的核心——民族志的批评值得商榷。何大伟坚持，“文化人类学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我们的民族志”。“文化人类学的未来就在于保持它的密集的田野调查的传统。……为人类提供关于人类行为和思想以及人类自身的知识这一事实就充分地证明了人类学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郑杭生的讲演“中国文化模式转型的几个问题”是一个社会学家对社会学人类学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文化、文化模式——在社会转型期的地位作用的研究。他首先提出并界定了其理论分析的范畴和模式：“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以及这三种文化相互关系的不同模式。与此为基础，他探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模式，中国社会的文化模式转型，当代中国文化模式的重要变化以及当前申国社会的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等问题。他认为“必须建立起一种有利于我国社会健康、快速转型的现代文化模式”，这种模式是：“主文化一元主导，旗帜鲜明；亚文化从属多样，各显神通；反文化分散受限，难以泛滥”。 乔佳的“人类学家与原住民研究——一些个人的经历与反思”，侃侃叙述了他四十多年来作为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经历、体验和反思。三十多年前北美国印地安拿瓦侯人对他的质疑：“你的研究对你有好处，对我们却没有好处”三十年后竟然重现于台湾原住民对人类学家目的动机的怀疑之中。为此，他提出“我们的研究究竞对被研究者能有什么好处？这是一个人类学家首先要认真反思与坦诚面对的问题”。作者创建“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提供“文化咨询”正是这种反思的体现和在实践中回答这一问题的一种尝试。 王筑生、杨慧的论文通过回顾人类学文化概念的发展轨迹和介绍当今人类学理论发展的趋势，提出了面对人类学的复兴和各种新潮人类学理论的涌入，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既需要反思，也需要独立思考。 第二部分的9篇文章分别涉及人类学的政治、宗教和法律等不同领域。莱曼的长篇演讲广泛地比较了东南亚北部和中国西南个民族的政治制度，特别着眼于传统的宗教仪式与政治制度之间的互动。他以丰富的历史民族志和田野个案资料展示了“开寨始祖”崇拜与申国-东南亚边境上的万绰那加人、景颇/克钦人和东南亚低地文明的缅甸、逞逻王朝的政治制度之间的正面的和负面的关系。这是历史民族志学、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政治人类学研究相结合的一个典范。 李亦园的讲演“新兴宗教与传统仪式——一个人类学的考察”对当今台湾社会的新兴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作了精彩的人类学分析。他以1996年-1997年发生在台湾的四次引起社会很大震动的宗教事件为案例，考察了民间宗教的勃兴与社会工业化、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生活以及宗教信仰行为商业化的关系。李亦园用“宗教复振运动”、“宗教普化”和宗教“神秘地世俗化”的理论来剖析这一系列事件和台湾宗教信仰的现状。他继而结合台湾的民间宗教活动“朝圣”，分析了西方人类学关于宗教“仪式”的理论，提出：对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应采取反思的态度，结合我们社会现实的实际提出不同意见互相讨论，也许可以形成我们中国自己的一套理论。 郭净的“多重意义的祭祀空间——以西藏桑耶寺仪式表演为例”是一个关于藏传佛教仪式表演“羌姆”的空间构成的人类学讨论。作者以其田野调查为例，显示“羌姆”仪式空间的多维、多向和多层的特点乃是是苯教的、佛教的、本地民间的和外来的信仰和仪式在时间（历史）和空间（寺院）过程中碰撞及融合的结果。彭文斌的“中国民俗旅游的发展及中国学术界的参与趋势”一文结合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在旅游业开发中的情况，介绍了西方人类学对旅游活动的研究，以期促进东西方在此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周勇的“法律民族志的方法与问题”对40年前申国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民族调查中有关少数民族固有法的记录进行了系统的检讨和评述，试图以此探讨法律民族志的研究理论方法。 第三部分的9篇文章除麦金农、阿杰特的外都是人类学的个案和区域性比较研究。庄英章、武雅士的“华南地区的婚姻类型的区域性比较”和黄淑婢的“广东与香港的区域性文化比较研究”代表了海峡两岸的人类学家的不同的视野和共同兴趣。庄英章、武雅士的论文以他们在福建、江苏、浙江和上海的54个田野调查点的发现为基础，并与台湾的资料相对照，对作者以往提出的理论假设，即“唯有妇女数量不足和财富剩余的情况同时存在时，小婚的比例才会突飞猛涨”进行验证。他们的结论是：婚姻可以说是社区文化的下层结构而非上层结构，促使家庭选择某一种婚姻形态的动机与其族群或方言的认同无关，反而与其生态环境和经济条件密切相关。换言之，偏僻而贫困的农业社区较易促成小婚的流行。黄淑娉的比较研究的视野是区域文化。她从历史上广东不同族群的迁徒和不同文化的交融中引出广东汉文化的三大系统：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容家文化，在对其中的广府文化加以重点讨论的基础上，论及呈浓厚广府文化的香港文化。论文展现了广府文化从生态、语言、经济、家族婚姻到丧葬、节日、饮食、心理等方面的突出特点，同时指出香港文化是广府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 麦金农和阿杰特的论文“参与性乡村评估与中国西南应用人类学”向我们介绍了应用于南太平洋一些岛屿和东南亚乡村发展计划中的“参与性乡村评估（PRA）”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方法以及这两种方法的理论背景以及在促进乡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中的应用价值和意义。杨庭硕的“杉坪苗族社会的个案研究”是一个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典型，它以杉坪寨的妇女地位、命名制度和当地传统历法等材料显示了文化的完整性、相对独立性和整合性，指出即使是最封闭最小型的文化样本都是高度逻辑化的社会规范总和。 第四部分的7篇文章涉及到中国人类学史、人类学的发展、中国乡村现代化、西南民族史、社会变迁和妇女研究等广泛课题。其中陈国强的“中国人类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讨论了申国人类学界的一些“老、大、难”问题，如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与作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等，并希望能够早日达成共识，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王建民和胡鸿保的文章对中国人类学史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王建民的论文“作为学术问题的中国人类学史”强调了人类学史研究应该摆脱以事件为主题，把问题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在讨论问题时，要考虑到社会经济、社会思潮、学术环境、权力和人类学家个人对学术发展的影响。张晓的“贵州苗族妇女文化考察”是此次研讨班上唯一的一篇妇女研究的文章，作者以一个苗族妇女兼女性研究者的双重身份，生动具体地描述了妇女在文化创造中的作用，指出创造和传承文化的小群体行动是贵州西江苗族妇女的日常生活方式。 一个不小的缺憾是：本此高研班上一些精彩的演讲由于某些原因终于未能在此刊出，如何耀华的《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的新思路》《W.R.史密斯、E.杜尔干及中国西南祭祀圈》施传纲的《美国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庄孔韶的《三峡库区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张晓辉的《论傣族习惯法变迁》等。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同时面临着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所受到的冷落也影响和冲击到人类学学科；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为国家和全社会所重视，又为这一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其实，所谓人文科学或所谓人文精神的“危机”远非始于今日，也不仅限于中国，但中国的人类学由于其坎坷的经历和薄弱的基础，尤其感到“商品大潮”冲击的强大压力；惟其如此，这一学科所面临的机遇也就显得尤其难得和宝贵。人类学应该抓住机遇，走出危机，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中展现和发展自己。为此，我们觉得在以下问题上须要进行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以在新世纪中取得大的发展。 （一）首先是正确地认识本学科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建设自己。在商品和市场竞争的形势下，为求学科生存和发展，有人以市场导向，片面强调人类学学科的应用性和实用价值来求出路，为此甚至说人类学是一门应用学科，这实际上是在动摇自己学科的基础。人类学同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等学科一样，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科，或者说是具有一些应用性较强的分支学科的基础学科。因此，最根本的还是要从基础学科的特点和功能上去求发展。人文科学的最基本的功能是教育、培养和塑造人。这就是文化的功能。作为人文学科中以文化为自己专门研究对象的人类学，担负着对人们，尤其是对青年一代文化（文明）素质的教育和培养的功能，这也正是人类学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一段时间以来在社会上特别是一些青年人中存在的缺乏文明道德、文化修养和社会公德心，对中华民族和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无知或知之甚少却不以为然，对国外文化缺乏了解和独立思考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问题，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在教育体系上“重理轻文”，在文化教育上片面地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重要原因之一。可喜的是这一偏向正在得到纠正，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正在下大力气抓“两个文明”的建设，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这一形势为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基础。发挥人类学文化素质培养教育的功能和特长，在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中站稳脚跟，求得发展，应该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类学的根本任务。当然，人类学和其它人文学科一样，是非生产性、非赢利性的学科，因此，除了学者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外，国家的扶持和投入至关重要。 （二）同时，人类学也应该利用自己的学科特点和优势，扩大视野，开辟新的应用性较强的领域，以增强自己的服务功能。在这方面近年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日益繁荣的汉民族研究，方兴未艾的国外民族社会文化研究，国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比较研究以及人类学的众多分支学科如都市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宗教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应用性或与现实结合较强的领域或交叉学科的兴起和发展，使人类学正在成为人文科学中最具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学科之一。当然，在这方面，也应该避免一种倾向，即本末倒置或舍本求末，在开辟应用性领域时带有随意性而忽视了本学科的基本功能和特点，最后将人类学变为一种无所不包的大杂烩，或者是无所不能的培训班。 人类学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其生命力就在于其对象领域的特定性和开放性（以人和文化为研究的中心以及与此相关的研究视野的广阔多样），方法上的特点（以社区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个案研究）以及理论方法上的整体论、比较研究和多维视野等。人类学的发展必须同现实相接合，但这种结合是人类学的，即是说，其研究对象视野是现实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其理论方法是人类学的，即经验的和实证的；其研究成果能够反映或表现所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本质，因而可以为实际工作者和政府决策部门所参考。而且，文化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初始和基础学科，其理论方法上的建树发展是其所有分支学科的基础和核心。一门学科在理论上的探索越深刻，它对其研究对象的认识就越深入，它对人类知识以及认识论的贡献也就越大，同时对人们认识社会文化现象的本质的帮助就越大。本文集中的许多大家之作正是如此。 （三）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中国的人类学应该走向世界，寻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人类学的学科历史和特点决定了它从来就是“外视”的。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虽然正在改变为也研究自己的社会和文化，但这种改变却仍然是以比较研究为基础的。孤立地研究某一民族的文化而忽视其相邻的民族和文化从来都是行不通或者片面的。在我国已经走出封闭，走向世界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新世纪的中国人类学更应该是一门面向世界的学科，一门国际学问。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深入，中国已日益深入地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和竞争，并已经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以之相适应，中国的文化也应该面向世界，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包括了传统的和现代的，中华民族的和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方面，人类学的研究和成果是最直接最重要的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渠道。 人类学走向世界，就是参加国际学术领域为其中之一员，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在交流中介绍中国的文化、社会、民族及其变化，为人类文化作出我们的贡献；同时，了解和研究异国文化以扩大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文化学科。这种参与和交流可以有多种形式：以文章论著为载体的学术交流，人员的互访以及以合作研究项目为基础的交流。其中每一种形式都会涉及到几个实际问题：一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二是语言的问题，三是资源的问题。 不可否认，学术领域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但正如意识形态不应该妨碍国家之间的和平友好相处一样，各国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可以找到共同的兴趣和基础的——因为文化并非全部都是意识形态，它也是历史的沉积，是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文化的交流可以有助于消解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不同所引起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的误解、矛盾和冲突。对人类不同文化的容忍和理解也就是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理解和尊重，这正是人类在二十一世纪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语言问题也是一个实际问题。虽然“华文人类学”的声音正在随着对“语言霸权主义”的批评而变得日渐高涨，但在最近的将来，英语仍会是国际学术交流的主要语言，这在电脑国际网络化的时代尤其如此。因此，提高人类学者的外语水平仍是不可回避的当务之急。同以上两点相比之下，资金的缺乏似乎是最直接地影响到我们进行国际文化交流的现实问题。为此，在政府有关政策的指导下与国外同行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开展学术合作研究项目，应该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我国利用外资和我们自己的经济资源共同开发，各有所得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问题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和加强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 此外，这里还涉及到的就是人类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和学科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人类学中国化就是学科具有中国特色。这种特色的本质首先是指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以中国民族为对象并服务于中国各民族社会文化的繁荣。这一中国特色同学科与国际接轨并不矛盾。因为，如上所述，政治和意识形态是学科的指导原则，但不是学科和学科理论的本身；同时，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只会加强这一学科本身和它的服务水平；而国内、国际的学术交流或交锋则首先需要有共同的学科规范和学术语言。这就是学科接轨的含义。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也如此。我国的人类学过去长期与少数民族研究结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显出了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除了表现在研究范围狭窄等方面外，也表现在以政治取代学术而忽视了学科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的倾向，以及忽视甚至否认学科的规范化和学术术语符号的规范和统一，即否认学科与国际接轨。 （四）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民族的实际，建立既与国际人类学学科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是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目标，也是新世纪申国人类学的发展前途之所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其近一个世纪的实践中，历经了时代的巨大变动和学科自身的曲折坎坷，在与国际人类学界隔绝了近三十年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开放的时代。中国人类学的恢复重建与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时起步，作为一门研究人、文化和社会的学科，它的复兴的确是欣逢盛世，然而，在学科才刚站稳脚跟之时就面临着国内经济社会的日新月异，在尚未来得及彻底总结自己过去的理论和实践之时就面临着外部世界各种新潮理论的纷纷涌入，这又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震撼”。在世纪之交回顾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历程，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深切地感到了中国的人类学同样需要反思，包括对学科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及对学科的本土化和与国际接轨等问题的反思。 从两次人类学高研班上国外学者的讲演以及近年来的许多译著和有关论著中我们看到了西方人类学中层出不穷、五彩综纷的理论和热闹纷繁的交锋。这可以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大概就是思想开放是学科发展的生命。就像文化与社会一样，理论也不可能是封闭的体系。中国的人类学在这方面拥有最多的是教训。八十年代以前那种学术领域的封闭和一种理论、一家之言一统天下所带来的学术停滞乃至窒息的例子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因此，中国人类学的理论建设首先就是走出封闭，走出过去，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学习借鉴国际人类学界的有益成果。中国人类学需要反思，包括反思传统的理论、传统的文化观以及方法论，反思所走过的历程及以往的经验得失。在这一点上西方的“反恩人类学”的确能为我们提供某些借鉴和启示。当然，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的人类学要走出封闭，走向世界，在国际人类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作出自己的贡献，关键还在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脚踏实地的工作——站在自己的“田野”上，以自己的田野工作和独立思考参与国内国际同行间的交流和对话，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有内容有份童有水平的成果，丰富世界人类学的知识。 （五）培养新一代的各民族的人类学专门人才，使我们的学科后继有人。这里不仅包括各个层次的人类学学生，还应该包括广大从事文化、民族和宗教工作的干部。国外人类学的经历和经验显示，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各民族对其传统、文化和族群认同的自觉性会随之日益增长，人类学应该作出前瞻性的计划，教育和培养既有高政治素质和学术水平，又有很强的外语能力的少数民族的人类学专家，以在发展各民族的经济，繁荣各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的同时，增进中华各民族的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开办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或类似的培训班应该说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个很好的尝试。 国家教委、云南大学各级领导对昆明高研班的开办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感谢美国福特基金会对本次高研班举行和本书出版的慷慨资助。最后 我们要特别感谢林耀华先生远道而来，祝贺大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还要特别感谢田汝康先生远涉重洋，前来参会，作精彩讲演，并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 王筑生，1998年3月 目 录 在高研班上的讲话…………………………………… 林耀华 后记 CONTENTS 1.Introduction:towards Chinese Anthropology of the 21st Century.....................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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