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良灿

(云南大学人类学系 昆明 650091)

    因国家和地方政府先后四次征用峰寨苗家的土地，致使他们几乎丧失了生存的基础，走完了“土地的终结”的旅途，由于缺乏到外界谋生的本领，加之长期为多疑、猜忌、自卑、自我封闭和缺乏财富积累的观念等族群的文化心理特征所困扰，致使他们既被排斥在现代社会的大门之外，又被迫卷入了现代生活，村民的生存前景着实让人担忧。伴随着土地终结的历程，引发了多重权力与多维利益的争斗，这正是本论文关注的焦点。

    土地的征用引发了激烈的利益与权力之争，而整个局面往往为几个社区精英所控制。分别以这些精英为中心，又分化出了本村的两大利益集团，当地人称作两大派别。两大派别都有一个权力的控制中心和支撑点，而后又分别向外部扩散，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网状结构，这类似于杜赞奇笔下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我们通过实证分析后发现，构成这一权力网络的基础是错综复杂的婚姻圈和利益动机。由此，笔者回应了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的讨论，因为他把家族和家庭置于讨论的中心，忽视了庞大的姻亲网络关系和使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根本动因。

    同时，笔者的讨论超越了社区层面，因为峰寨内部的利益分化与权力重组同外界力量的介入息息相关。基层政府官员和村干部也卷入了社区内部的权力与利益关系的争斗之中，使由下而上的差等权力和由上而下的支配权力得以“整合”，共同融入了“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中，并由此引发了极为生动的权力文化斗争图像。论文中将以说故事的方式一一加以展现。并以此论证，峰寨已是一个“分裂了的村庄”。

    笔者进一步论述了村委会领导、村民小组长和普通村民之间的权力与利益的博弈关系。由于没有对村、组干部进行有效监督，村领导可以在村民面前为所欲为、牟取利益，而小组长也可玩弄手中权术，从社区集体利益中获取好处，普通村民则成为了受害者，他们无从维护自己的根本权利和利益。

    沿着以上思路，笔者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的制度性缺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这样，它为一些基层官员和乡村干部谋取利益提供了契机，侵犯农民利益的事时有发生。因此，国家应当从法律和制度上对这些地方官员、村干部的权力行使加以有效监督，以确保农民的切身利益。

    最后，当国家利益深入到农村基层社会并涉及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时，国家与村民之间应当建立一种平等协商的机制，充分体现村民的需求和呼声，以便对农民的经济和精神补偿尽可能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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